清晨7点半刚过，汤贯方撑着一把破旧的黑色雨伞来到安徽省淮南市潘集区人民法院。他抖了抖雨伞上的水，走进办公室。简单收拾了一下，又打好了热水，汤贯方在办公桌前坐下，拿出上班路上花一元钱买的几个包子，就着白开水吃了起来。

    透过立案窗口的玻璃，汤贯方看着门外越下越大的雨，今天应该是个“清闲”的日子。

   “清闲”的半天

   “这婚非离不可，一天也不能再拖了！”

   “离就离，这日子早就没法过了！”

    包子还没吃完，一对夫妻吵吵嚷嚷地来到了法院。汤贯方赶紧擦了擦嘴，把剩下的包子塞进了抽屉，笑呵呵地说：“两位别急，有话慢慢说。”

   “我们来离婚，材料都准备好了，这是结婚证，这是起诉书……”男子将材料一张一张从窗口递给汤贯方，他妻子站在旁边把头扭向另一边。

    汤贯方接过材料，一边看一边说：“你们这么年轻，为什么非要分开呢?等一下，咱们到一边聊聊。”他站起身，走出办公室，把这对小夫妻带到旁边的一间调解室里。

   “你先说说，为什么要和妻子离婚。”汤贯方问。

   “这么多年，她一点都不顾家，就知道打牌……”男方的话还没说完，女方急了：“到底是谁不顾家，每天早出晚归，从来不往家里拿钱……”

   “两位都消消气，我听明白了，都是些小事，成一个家不容易，你们都还年轻，孩子又那么小,可别赌一时之气，害了自己也害了孩子……”汤贯方微笑着劝道。

   “法官，我知道你是为我们好，我们都考虑清楚了，你就帮我们办了吧。”

    汤贯方又劝了劝两人，让他们回去再“合计”一下。

    夫妻俩走后，立案大厅又变得空空荡荡。汤贯方回到办公室坐下，看了眼办公桌上的台历：11月30日。他忽然想起两天前的一个电话。打电话的是一个叫刘向阳的，说是出车祸腿被撞伤，准备起诉，询问要准备哪些材料，并约好今天来立案。窗外的雨还没有停，汤贯方拨通了刘向阳的电话，决定上门立案。

    半个小时后，警车在高皇镇张岗村的一条小路旁停了下来。汤贯方背着个黑色的公文包下了车。穿过一条泥泞的小路，汤贯方深一脚浅一脚地来到了刘向阳家。

    这是一处三间平房的农舍。刘向阳正穿着棉睡衣坐在昏暗凌乱的卧室门口等着。汤贯方简单地问了问案情。

    “10月15日，我骑着我的三轮车送货，回来的路上和对方的三轮撞上了。我的关节不能活动了，已经做了一次手术，马上还要再做手术，他要是再不赔钱，我就没钱做手术了。”刘向阳很焦急。

    汤贯方拉起刘向阳的裤腿看了看伤口：“伤得这么重，材料都准备好了吗？”

    “按你电话里说的都准备全了，这是事故认定书，这是医院的发票……”刘向阳把材料递给汤贯方。汤贯方仔细地审查了一遍，帮刘向阳做好了立案手续，并排好了开庭日期。

    离开刘向阳家，看时间还早，汤贯方决定到高皇镇司法所，看看能不能把前几天司法所所长王艳说的那个案子调解掉。

    来到高皇镇镇政府，王艳已经在那里等着了。“这个案子我们已经调了很多次，双方都已经同意离婚，我们都要出调解书了，双方又反悔了，主要是财产问题，非要起诉不可。”王艳向汤贯方介绍，“刚你说要过来，我把他们都叫来了，都在楼上呢。”

    汤贯方来到楼上的调解室，一对年轻夫妇已经面对面坐在桌旁。汤贯方给两人倒了杯水，在调解员的座位坐下，看了看起诉书。

    “杨希利，你对你妻子的诉讼请求有什么看法？”汤贯方问。

    “看法多了!她坚持离婚，我也没办法，但她房子也要东西也要，孩子的抚养费却不肯出！”杨希利说。“东西本来就有我一份，我现在又没有工作，哪有钱出抚养费。”郁珍委屈地说。

    “丫头，别着急，我看出来了，他对你还是有感情的，从长远看，你们还是应该和好好好过。这样吧，再给他个机会，你对他有什么不满，跟我说，我让他给你写个保证书，我来作证，让他好好改。”汤贯方说。

    “结婚三年了，天天吵，我给他多少机会了，我不可能再跟他过了。”郁珍很坚定。

    “孩子，人的一生要经历的坎坷多了，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，有问题要去面对，去解决，你在这段婚姻中遇到困难就躲避，那下一段婚姻呢？再有困难还躲避吗？”汤贯方微笑着，那语气就像在劝自己的孩子。

    经过一番苦口婆心地劝解，女方同意放弃财产请求，给付孩子抚养费，但仍坚持离婚。双方在汤贯方的主持下签订了离婚协议。

    回到法院，已近中午。汤贯方从抽屉里取出已凉透了的包子，放在热水里烫了一下，接着吃了起来。

    孤独的老人

    “对当事人，老汤总是笑眯眯的。”潘集法院立案庭庭长耿成志说，“忙的时候，一天要接待四五十人，他能一坐坐半天，还一直笑呵呵的。当事人只知道法院有个汤法官态度好、很耐心，总是一副憨憨的笑脸，可他们不知道，在这笑脸背后，是怎样的一段经历。”

    汤贯方的妻子是个户籍警。1985年10月，本就体弱多病的妻子天天低烧，腹泻不止，身上起了很多红色斑点。汤贯方陪妻子到淮南的几家医院都没查出病因。打点青霉素，情况好一些，可一停药，妻子的病就又犯了。医生建议他们到上海的大医院看看。

    到了上海，经过一番检查，结果出来了：红斑狼疮，一种免疫系统的不治之症。

    “这种病容易引发许多并发症，所以要特别注意，不能碰凉水，不能累着，还要尽量避免感冒。”汤贯方说，“她的病没法根治，西医只能靠抗生素缓解，所以，从上海出院回来后，就一直让她吃中药调理。”

    妻子身体不好，所有的家务自然就落在了汤贯方的身上。买菜、烧饭、洗衣服、照顾年幼的儿子……也就是在那段时间，由于工作突出，汤贯方从淮南矿务局被调到了潘集法院工作。

    调到新的岗位，汤贯方白天上班，晚上做家务、熬药，照顾生病的妻子，得点空闲还要看书，复习法律业大的课程。就这样，汤贯方很快从一个“门外汉”变成了庭里每年审理100多件案子的业务骨干。

    日子一天一天，忙碌而又平淡。直到1994年的那个冬天，上初中的儿子小便时发现便中有血。儿子惊慌失措地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汤贯方。忙于办案的汤贯方以为是有炎症，便带儿子到离家不远的小诊所打了几天消炎针。

    “当时不懂啊，如果早点带儿子到大医院，也许情况会好些。”汤贯方压低了声音，内疚地说，“打了几天针，仍不见好，我才带他去医院，结果查出来，已经是慢性肾炎了。”

    “我工作太忙，又要照顾妻子，如果不是这样，早点带儿子治疗，也许他会好些。”汤贯方的声音哽噎了，他低下头抬起右手捂住双眼。

    从此，这个三口之家又多了一个病人。

    “我每天熬好爱人的药，再给儿子熬药。”汤贯方平复了一下情绪，接着说，“当时我俩的工资加起来不到2000元，一服药就要几百元。为了给他俩治病，我看了很多中医药方面的书，每个周末，我就骑着自行车到八公山上自己去挖草药。然后把挖来的草药回家晒晒给他们熬。”

    这么难的日子，汤贯方没有请过一天假，也没有觉得辛苦。“虽然忙点，可我也没觉得累，回到家里，能和他们聊一聊，感觉挺好的，也没觉得苦。”汤贯方说。

    2005年，汤贯方妻子的病情恶化了。“那段时间她经常拉肚子，到医院后，发现小肠里长了个瘤，因为她有红斑狼疮，不能开刀治疗。”汤贯方停顿了一会儿，接着说，“3月份，她就走了。”

    “妻子走后，儿子的心情一直不好，让他喝药他也不肯喝，还经常跟我发脾气，说我只顾工作，没照顾好他妈妈，连他妈妈走时我都没有陪在身边。儿子怨我。”汤贯方叹了口气，“08年8月下旬，儿子的病也重了，不停地呕吐，吃不进也喝不进，到医院时，已经是肾衰竭了。”

    “那天，老汤来找我请半天假，说儿子病了。”耿成志回忆，“以前只知道他妻子身体不好，从没听他说过儿子的情况，我就问他，儿子怎么了。他说没事，感冒了。我让他带儿子打吊针去。第二天中午，他给我打电话，说‘孩子走了’。我还说‘走哪去了？感冒还没好，赶紧叫他回来，把病治好。’电话那边他半天没说话，好半天他才说‘走了就是死了’。”

    “当时听了我都蒙了，他孩子我认识，怎么突然就走了。老汤这么厚道一个人，怎么什么事都赶他身上了。”耿成志说，“我当时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”

    “那天，从人民医院到火葬场的路上，车里，老汤一直两手抓着儿子的手。”立案庭副庭长汪帅华说，“到了火葬场，老汤突然说‘快叫医生！我觉得孩子的手还是热的!’当时大家都想，他儿子都在医院太平间里躺了两天了，怎么可能。可是看他那么急切的样子，我们也不好说什么，只能打电话叫来了医生。医生走后，老汤呆呆地看着他儿子的尸体，一句话也不说。”

    “他儿子去世后，他只请了一天假。”立案庭法官王星说，“办完儿子丧事，第二天汤老师就来上班了。他看上去特别的平静，和往常一样接待当事人，办理立案手续。但那天快中午时，我去打水，听见楼道那头有抽泣声，我走过去才看到，汤老师正蹲在墙角两手抱着头哭。看得我心里挺难受的，劝他在家多休息几天，调整一下心情，他却说‘待在家里更难受，还不如来上班，有点事做。’”

    “有时候，下班买菜，看到汤老师一个人拎着两个馒头，身后跟着一只小黄狗，那画面，真的挺凄凉的。”王星说。

    公道的“汤老大”

    “汤老大实在是个好人！”十几年过去了，说起汤贯方，李桂岩仍一直竖着大拇指，“他一口水没喝我的，一口烟没抽我的，为我的事，骑着他那辆破自行车跑了不知多少趟。他总是笑呵呵地，可耐心地听我说，他办事，真是对过（公道）。他就是我的亲老大（大哥），比我亲爷们都亲！”

    李桂岩和李庆户是表兄弟，又是田挨田的“邻居”。1994年7月，李桂岩发现李庆户把田垄向旁边移了一些，这一移，占去了李桂岩家的两分地。

   “农村话说‘老婆田地不让人’，我当然跟他急了。吵着吵着后来就动了手。”李桂岩说，“他用铁锹打伤了我的头，我也打了他。对方家大人多是个大户，生产队都有他家亲戚。我家没钱没人，所以出了事之后，村里人都不管。后来俺俩都把对方告到了法院。”

    经过审理，汤贯方判决李桂岩赔偿李庆户295元；李庆户赔偿李桂岩1078元。

    案子审完了，矛盾却没有化解，田地的问题不解决，两家还会产生新的纠纷。为了彻底化解两家的怨恨，汤贯方找到村干部，要来村里的土地承包资料，当着两家人的面，一点一点地丈量土地，并在新测好的地界契上木桩。在事实的面前，李庆户无话可说。

    “汤老大就是包青天再世！”李桂岩说，“要不是他，我真是有苦说不出呀。他不仅把地的问题给我们解决了，还费了好大的劲给俺两家做调解。现在我俩又是一家人了，今天中午我们还在一块喝酒呢！”

    可敬的汤老师

    20年前，潘集区田集街道主任助理朱敬良曾是汤贯方的“徒弟”，如今，他是他最好的朋友。

    “1993年，我刚刚参加工作，就被借调到田集法庭，那时我的老师就是汤贯方。”朱敬良说，“跟着他的那段时间，很辛苦，基本上就没有周末，每天就是骑个自行车走村入户，送达、调解、执行。法庭所辖两个乡的所有村我们都跑遍了，自行车脚蹬都换了不下20个。那三年虽然吃了很多苦，受了很多累，但我在汤老师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，他教会了我如何做人，如何做事，他的人格影响了我一生。”

    “有一次我跟他去抱鹅山，对一起离婚案调查取证，山路不好走，我们车的右前轮都已经掉到山崖下了，差一点就没命了。”回忆当时的情景，朱敬良至今仍心有余悸，“为了那起案子，我们上山就上了多少趟，还有一次，回来时天已经黑了，又下着大雨，车子陷在泥里出不来，三更半夜，我俩冒着雨找到当地的村民帮我们推车。”

    “都说好人有好报，可想起汤老师，我心里就难受。”朱敬良，这个身高近一米八，高大健硕的男人再也忍不住自己的眼泪，“他也是个普普通通的人，却承受了这么多。他的两个最亲的亲人都是我送走的，每年的清明、中秋、春节也都是我陪着他，和他一起去上坟扫墓。”

    “很多人不理解汤老师，那次我陪他去孩子母亲那边的一个亲戚家，他们不让他进门，说‘你整天忙的什么？老婆走了，孩子也走了！’汤老师站在那一句话也不说。”朱敬良擦了擦眼泪说，“我觉得他挺委屈的，这些年家里家外的。每天早上给他们做好饭，有时候自己来不及吃，就在路上买点包子当早餐。”

    “你们可以去问问，在我们那，人们都叫他老汤或者汤老大，没有一个人叫他汤法官。他真的是个好人。”朱敬良哽噎着。